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华中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抗日战争中，新四军英勇作战、军纪严明，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伪军，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本文围绕抗战前后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活动，从新四军的前身及其组成与发展演变的过程，重点从新四军抗战实绩来探析其为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关键词：新四军；抗日；历史意义

　　1938年新四军创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位于中国最富饶的中部，主要包括江苏、安徽、湖北的大部，河南、浙江的部分和湖南的小部，分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鄂豫、浙东、皖中八个战略区。新四军及其创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华中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对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四军在抗战中,抗击了日军16万人,占侵华日军总数的22%。抗击了伪军23万人, 占伪军总数的30%。”[1]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运用游击战术, 坚持抗战，据统计，“一共战斗2.46万多次, 毙伤俘日伪军47万多人。”[2]新四军取得的抗战成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军队发展与演变形成

　　（一）新四军的前身（1927-1937）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继续扑灭革命，消灭共产党，镇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没有被国民党的屠刀所吓倒，开始独立扛起反帝反封的革命大旗。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并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新阶段。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转移,高举红旗，建立红色政权。1928年4月，朱德等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并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组建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开展游击战争。这是大革命后第一时代的游击战争，“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开始，到一九三〇年彭德怀同志进攻长沙为止；嗣后即转为大规模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国内战争。”[3]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后，主力部队开始战略大转移，留在以江西为中心的各区域的红军继续坚守根据地。“从一九三四年到抗战爆发二年零八个月，这就是新四军产生的最近的历史：主力部队九万八千人开始长征，留下的主力师——二十四师三个团，每一连有一架机关枪，每一个团有重机枪迫击炮，计留在福建、江西、广东交界地方的武装游击队有三千多支枪，以江西为中心。”[4]“长征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离并。国民党于次年二月以大兵围剿，图彻底肃清中央苏区。红二十四师主力被包围，游击队被歼灭。于是退出苏区，转到南岭山脉，重新组织游击战争。”[5]

　　1935年各苏区主要领导人

　　资料来源：《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一辑，第3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上表是当时红军游击队退出苏区后分布的具体区域。从表中可以看出，红军游击队主要活动在湘、赣、闽、浙、鄂、豫等省。游击队在三年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坚持了南方革命阵地，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部分骨干力量，这部分革命力量组成的新四军，也是抗日战争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但国民党顽固派认为这个合作，只和西北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合作，明确拒绝南方游击队，并开始集中火力围剿游击队。“从一九三七年春天三月至五月，是清剿最严重的时候。”[6]

　　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取得胜利，全民族团结成功，国共合作由西北扩大到南方。在中央安排下，南方红军游击队奉命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具体如下表所示：

　　1937年南方红军游击队分布基础

　　资料来源：《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一辑，第3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据记载，分布在湘、赣、闽、粤、浙、鄂、豫、院八省的总共大小十二个红军游击队，约八千人，三千五百余杖枪，四挺轻机枪，以及不能连放的重机枪三挺，这些“参差不齐”的游击队，即是新四军的基础。

　　（二）抗战时期新四军的发展（1937-1945）

　　1937年10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成立新四军的指令，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1938年1月6日，在江西南昌成立军部，标志着新四军机关正式运行。4月4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迁往岩寺（今安徽省黄山市），开始进行部队改编，决定成立四个支队。

　　新四军战斗序列表

　　（1938年）

　　资料来源：《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一辑，第3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做出重要指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7]至此，新四军得到了很大发展。

　　二、积极应战与政治强军

　　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中积极应战，广泛开展游击战，捷报连连，牵制并击毙了大量敌军。关于新四军抗战情况，各大报刊先后给予热情洋溢地报道，以《申报》刊载及转引的报道大致如下：

　　“据《新华日报》载，京沪路沿线之新四军，近来益见活跃，本月十八日该军曾一度攻入丹阳，与日军激战至十九日晨，自日方大军由镇江方面开到之后，始行退去，是役击毙日军一百二十五人，夺获步枪八十七枝，及其它军用品无算。是日，南京东南郊之句容，亦被新四军围攻。”[8]

　　“新四军传来捷报云，我新四军一部挺进到南京镇江丹阳金壤一带游击，不断胜利，使敌军疲于应付，损失极巨……是役计击毙敌六七百人，战后扫清战场，拾得敌官指挥刀二十八把，足证敌死官长数目之多，我军全胜，缴获无算，此为该方面军又一次的大胜利。”[9]

　　“（莫斯科）红星报论中国新四军在日军后方战绩云，新四军作战年余，其力量已无限增长，与日军交战各役，多数均获胜利，许多强悍的军事领袖，已在战争中培殖出来，全军战士及司令之政治意识，更加提高，军队政治工作，亦极良好，与当地爱国团体，均能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地方民众，则不但以物力供应该军，并助其与日作战，新四军与全国军队及民众联合，在日军后方之活动，必能完成民族解放战争之共同任务，在持久战中销耗日人，终于驱逐日人，收复失地也。”[10]

　　具有社会影响的民间大报《申报》不仅对新四军具体的抗战事实予以报道，而且对新四军的积极抗战不吝笔墨，给予新四军的描述是“主动出击”、“战果颇丰”等。从各大报刊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受到国内外关注和肯定。

　　在相关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新四军在一阵阵喊杀声中从密林草丛中冲下公路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斗。明晃晃的刺刀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一闪一闪。”[11]新四军充分施展自己近战的本领，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战斗，“13名日军在这场战斗中丧命，18名负伤，残余日军乘援军到来之际，沿公路西沿之水沟泅水逃走。新四军立即打扫战场。准备撤走时，有一战士走到小包车面前欲将小包车彻底毁掉，突然，从车底下钻出来一日军官举起手中的刀就向战士刺来，战士躲闪不及被刺伤。随着一声枪响，日军官应声毙命。经搜查得知，这个敌军官是上尉梅泽武四郎，小包车底下挺着的另一具尸体就是日军少佐土井。”^[12]战斗仅历时30分钟就结束了，新四军缴获四车军用品，其中包括日钞7000元。“9天后的早晨，从南京到句容的公路上，有9辆日军军车载有100多名步兵耀武扬威地由南京向句容开来。当军车驶入新塘附近时，突然遭到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2营全体指战员的猛烈袭击。日军先是恃自己人多武器好，组织抵抗，等待援兵，但因很快有40多人在战斗中被新四军打死打伤，汽车亦被毁坏2辆，便立刻意识到自己不是敌手，又组织逃跑。”^[13]新四军英勇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也严惩了日伪军的侵略气焰，日伪军也不敢肆意妄为。“当日伪军、汉奸感到心惊肉跳时，江南的人民高兴了，他们认为只要有新四军在，就再也不必怕日伪军了，他们坚定地相信，新四军人数虽比日伪军少许多，但他们有巨大的能量，终究是会打败日伪军的。”[14]一旦战斗结束，当新四军凯旋而归时，群众敲锣打鼓，像过年一样欢喜。新四军与群众结下了水乳交融的深厚感情。

　　新四军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全国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这一基本方针，在大江南北，在京沪、津浦铁路沿线，在日寇占领的根据地上，在敌人的炮楼碉堡铁路公路的封锁中间，持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下是1939年10月获得的胜利：

　　“十月八日，我陈支队之一部,于延陵（镇江南）伏击由锁江出动之日寇，并打击由丹阳增援之日宼,是役计毙敌二百七十余名,伤敌五十余名，缴获轻重机枪六挺，步枪一百六十支,俘日军三名。”

　　“十五日，我管支队于丹阳宁口间进行‘伏击’，首先埋置地雷于铁轨之下，当有敌火车满载日寇官兵经过,遇触地雷立刻爆炸,毁敌火车数列，我伏兵乘机突起，向该敌猛烈袭击，敌伤亡百余人。”

　　“廿二日,我彭支队之一部袭击永城（徐州附近）之伪军，毙敌数十名，生俘其营长以下官兵一百五十余名,缴获步枪一百三十余支,轻重机枪各一挺。”[15]

　　据统计，十月份敌我伤亡比例是我伤亡一人，敌伤亡二到七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展胜利的游击故争，破坏了日本帝国主义“巩固占领区”、“扫荡占领区”及其“以战养战"的强盗计划，配合了湘北的胜利和华北胜利的反扫荡战斗，保护了大江南北人民的利益。

　　新四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与其严格的政治管理和军事训练是分不开的，具体如下：其一，在募兵上，士兵并非招募而来，而纯粹是自动入伍，“若有农民，倦于耕植生产，慕新四军之名而欲投效，苟无介绍函仲或担保之类，则新四路军或将不予收纳……新四路军之募兵，须股实人物之担保，并加以调查，非□人皆收也，至其他军队忠之士兵，而若投效新四路军，则该军恭然□之谈括，并送其返原属军队。”[16]其二，作战纪律严明。“新四路军与他军之主要不同非在于作战较勇猛，亦非生活较艰苦，而在于其政治部在作战时占重要地位，□政治制度为该军之生命线也，每家各有政治指导员一名，须导作战（其人进攻时居最前，而撤退时则居最后，且须侦察敌军，鼓励士兵，而为每一战斗员之表率，故政治工作员之伤亡亦多）。”[17]其三，政治工作严格，“政治部工作分两类，即教授抗战理论，与历史等之写□，另一则为保证司令所发命令之成功，据该军各领袖云，政治工作之最重要目的，乃在保证抗战之胜利。”[18]因此，“故军中从未发现汉奸”，显然政治工作很有成效。

　　思想工作上，新四军加强军队的政治教育，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向战士说明抗战的形式，解释党的政策、成立新四军以及集中开赴前线参加抗战的意义，“我们的政治教材，计有中共中央历次的宣言”“教育的方式，有上政治课、政治讨论会、研究会、首长的报告，及编成歌曲剧本，供部队采用。”[19]在抗战期间，新四军部队还进行了游击战术、敌人的战略战术研究教育，不断加强射击、掷手榴弹、打骑兵、防空防毒等军事技术和战斗行动的训练，以此提高部队战斗力。在新四军武器落后、弹药缺乏、经济极端困难、物质生活艰苦的情况下，加强政治教育，对于巩固部队、坚定部队、团结部队、强大部队起了关键性作用。

　　三、抗战功绩与历史意义

　　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合改编的新四军，从成立开始，几乎战斗不断。可以说，为了抗战，为了民族解放，新四军就在抗战中成长，不断发展壮大。正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中记载：“正因为我们处在战斗的环境，受着战斗的锻炼,才能使自身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强大起来，坚强起来。的确，两年的战斗，使我们的力量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一天天强大起来。这种强大，由于在最艰苦、最顽强的战斗中，战胜日寇，战胜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也可以说是在我们战斗的胜利中与克服困难中，所获得的成绩。”[20]新四军在中国抗战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巨大功绩和历史意义。

　　华中地区有南京、上海、武汉、杭州等中心城市，其经济和交通地位不言而喻。日本侵略者计划把华中变成侵华的心脏和西侵的后方，但新四军的存在，捣毁了其统治华中的图谋，紧紧地拖住了其西进的后方。为了消灭新四军，侵略者增加兵力，大规模地向新四军发动进攻，“清乡”与“扫荡”遍布于整个华中敌后，1943年夏，侵略者将六个独立旅团扩编为六个新的师团，并强化和整编伪军。新四军抓住其调整的空隙，发动了夏季战役的攻势，从5月22日的塘沟战斗开始，三个月中，在六塘河两岸攻克了51个据点，消灭敌伪军5000名以上，解放了人口28万。1944年春，从苏中车桥战役开始，新四军连续攻克了敌伪据点300余处，恢复了被日本“蚕食”的大部分区域。新四军进行过无数次有名的战斗与战役，1938年至1939年间，有卫岗伏击战、东湾攻坚战、新丰袭击战、上海虹桥飞机场袭击战、九里山遭遇战；1939年到1941年间，有泾县攻击战、铜繁三次反“扫荡”战、湾沁阻击战；1941年后，有泰州讨逆战、石港攻坚战、车桥歼灭战、苗何庄遭遇战、归仁集围困战、洋河袭击战、叶场攻击战，以及历次反“扫荡”、反“清乡”的战役。从1938年5月到1944年3月，据不完全统计，共粉碎敌伪大扫荡120余次，主力兵团作战17500余次，毙伤敌伪24万余人，俘虏敌伪3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2400余枝、轻重机枪2600余挺、炮100余门。七年的频繁作战，均充分表现了新四军高度的作战技能、组织才能和保卫国家的英雄主义气概。

　　改编后的新四军，按照中央的指示，开赴华中根据地抗击侵略者和日伪军。

　　“为了抗战，新四军开入指定区域作战，从先遣部队卫岗战斗起，至今经过大小战斗一千多次，粉碎敌人无数次的围攻和扫荡，击毙敌人数万，威胁南京、长江及京沪线的敌人，牵制敌人十余万兵力，配合着全国各站线友军的作战，收回了无数的失地，在京沪沿线长江边界的广大乡村，摧毁了敌伪组织，建立了抗日政权。”[21]自新四军进入铜陵、繁昌地区后，“日寇为了巩固长江的交通线，获得了进攻徽州、屯溪的前进阵地，曾集中兵力向繁昌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进攻”[22]，面对武器先进的敌人，新四军不放弃一寸土地，英勇作战，创下了六次保卫繁昌的空前胜利。日军进攻武汉期间，新四军挺进皖中、皖南，在安( 庆) 合( 肥) 、六( 安) 合( 肥) 公路两侧频频出击，有效的扰乱了日军作战计划。新四军在华中根据地作战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从政治上来说，新四军挺近华中抗日根据地不仅使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春雷，振奋了国人的抗战精神，还起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重要作用。从经济上来说，新四军进入人口密集、资源丰富的华中地区，在日伪军指挥中枢开展游击战，及时的扼制了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从军事上来说，新四军挺近华中抗战是把日军的后方变成了前线，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沉重的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抗战期间，中央领导的八路军进军华北，新四军则开拓华中，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南北连通，相互策应，两拳并发，此起彼伏，形成南北掎角之势。1940年7月，“根据苏皖斗争形式，刘少奇提出了江北新四军向东发展，对西防御，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方针，要求八路军第4纵队东进，策应与支援新四军，南北呼应，合力开辟苏北。”[23]“留在皖东北的八路军第5纵队第2支队第6团，为配合新四军第5支队粉碎日军对淮南津浦路东的扫荡，9月，首克淮河北岸小柳巷伪军据点，俘伪团长以下百余人。”[24]黄桥战役（1940年10月）打响后，新四军第5支队3个团东进至运河边，八路军第5纵队以第1支队为先头部队开始南下，1940年10月，“先后攻克东沟、益林、阜宁及东坎、建阳等集镇，直下盐城，歼灭保安第2第8旅，独立第3旅等各一部，动摇了顽军侧背，威胁其大本营兴化，在战略上造成了对韩德勤部南北夹击之势。”[25]10月10日，苏北指挥部第2纵队第2团一部与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第1团一部在东台以北的白驹胜利会师。“新四军、八路军协力向苏北挺进，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打开了苏北的抗战局面，这对坚持与发展华中敌后抗战，配合全国克服投降主义，争取时局好转，具有重要的意义。”[26]

　　中国的抗日战争，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派往中国的兵力最多时达40个师团，约100万以上的兵力，面对侵略军的大举进攻，中央领导的新四军和中国其它抗日武装力量，拖住了大量日本陆军主力，并牵制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计划，打破了日军与法西斯势力汇合的图谋，有力地支援了反法西斯力量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上的作战，从而直接影响和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据资料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伤亡达198万余人。其中，在中国战场伤亡达113.4万余人，占伤亡总人数的70%左右。中国军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结 语

　　新四军从成立伊始,在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完成了它所肩负的使命和任务。日本侵略者也不能否认：“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真顽强，真厉害，敢于跑到南京镇江来捣乱”“新四军驱之不去，打之不烂，愈打愈多，愈打愈厉害”。[27]可以说，新四军出现后，大江南北的侵略者和汉奸，真的是“寝不安枕，席不暇暖”。正因为新四军和抗日力量的存在，才使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土，仍保持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手上。

　　新四军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以来，愈战愈强、愈战愈刚，充分证明：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侵略者终将失败，坚持抗战到底，胜利属于中国人民。同时，新四军坚持抗战，坚持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在中国人民面前，证明了它是抗战的模范军队。

　　新四军的经验又表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会在危险困难中前进，才能在艰难困苦中生活、在危险中生存战斗，才能使部队成为真正的革命军队，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的军队。

　　新四军的经验还证明：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拥护群众利益，以实际行动做真正维护群众利益的军队，才能取得亿万人民的拥护,才能结下水乳交融的感情，取得最终的胜利。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新四军的前身、组成、发展和开辟华中敌后的探析，可以清晰的看到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光荣历史。新四军保家卫国、英勇抗战的决心和精神，必将在中国人民抗战历史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永远占有其光辉的篇章。

　　钟凌云　 仙桃市史志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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