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刚38岁已是声誉卓著的《大公报》文艺编辑，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被誉为新闻界“四大名旦”，一代才女。1957年10月7日，正当“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杨刚在家服安眠药自杀，京上震动。原因至今为谜，共有三说：一，病因说。二，丢本说。三，政治说。

杨刚(1905-1957)，原名杨季征、杨缤，祖籍湖北沔阳，生于江西萍乡。1943年与费正清见面时，正值38岁，已是声誉卓著的《大公报》文艺编辑，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被誉为新闻界“四大名旦”，一代才女。她告诉费正清自己成长于一个夫妻不和的家庭，从而成为一名男女平等主义者。费正清品评：“她不具龚澎的魅力，也未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但是她以更锋利的笔调、更广阔的哲学背景来探索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就是杨刚。”(《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324页)

 杨父当过武昌守备、江西道台、鄂省政务厅长、湖广漕运使、湖北代省长，也是古籍字画瓷器的收藏家。大革命期间，农民烧毀杨宅与藏书，分掉杨家田产，监禁杨父，获释后1939年逝世于川。杨母乃大地主幼女，没读过书，但聪明顽强，生育11个孩子，婚姻不幸福，丈夫娶小。她以吃斋念佛为寄托，1921年去世。

杨刚自幼在家跟塾师诵习古籍，读了商务版新式教科书。1922年，17岁时进南昌葆灵女中(美国教会学校)，1927年高中毕业，因成绩优异得学校推荐，直升燕京大学英文系。

改名与婚姻

1928年，杨刚在燕京大学入党，为北方“左联”发起人之一，与潘漠华、谢冰莹、孙席珍等作家交往。这一期间，她结识北大经济系学生郑侃。面对热烈追求，性格豪爽的杨刚问：“你真的爱我吗？我有我的志向和追求，又有男人般豪爽的性格，我可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啊。”郑侃信誓旦旦：“只要你答应我，接受我的爱，这就是我的幸福，别的我不计较。”1932年秋，杨刚燕京毕业前改名“刚”，表明其思想倾向———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党员具有“钢”的品质。费正清说这一改名是“斯大林的幽灵”。

毕业不久，杨刚与郑侃结婚，不久生一女。这一时期，因与党小组长赌气，杨刚脱党，但一直参加中共地下活动。1933年春，杨刚赴沪，参加左联，结识史沫特莱。是年秋，应燕京新闻系教授埃德加·斯诺邀请，回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斯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介绍鲁迅、茅盾、巴金等人作品，亦收入杨刚英文小说《日记拾遗》(后译中文，改名《肉刑》)。这是中国新文学被译介的较早译本。1935年，杨刚翻译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杨刚在报刊发表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

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参加顾颉刚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七七事变后，杨刚重新入党，将三岁女儿郑光迪寄养包贵思家，辗转武汉、上海，积极救亡。由于与郑侃在性格气质、信仰追求上的差异，夫妇间产生难以愈合的裂痕。当杨刚决定随大批文化人南下，中央银行职员的郑侃则要随银行转移福建永安。两人争执不下，杨刚泪曰：“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我未能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时代赋予我的使命，不允许我做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更不允许我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平庸女人，关于这一点，当时我不是就声明了吗？”郑侃回敬：“杨刚同志，我可敬的革命家，我知道在革命的天平上，我的分量比你轻。想当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里也总想着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请问，这样的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杨刚回掷：“自私，可耻的自私。郑侃先生，没想到国难当头，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替你羞愧。既然我们在认识上有分歧，感情上又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那还不如快刀斩乱麻，登报离婚。”郑侃不同意登报，有损颜面，两人各奔一方，从此分道扬镳。1943年，郑侃在福建永安死于日机轰炸。

 

 

与乔冠华份属好友

 　  1937-1939年，杨刚任职《大公报》，后随该报南迁香港，接替萧乾任《大公报》副刊主编。她拧紧感情闸门，勤奋采访、发疯撰稿，在创作中寻找感情寄托，创作了很多优秀文学作品。

某日，杨刚找许地山(中华抗敌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约稿，谈完公事，许夫人将杨刚拉到身边：“我的好妹子，你和那个不称心的男人分开好几年了，不应该再这样孤独地生活下去，你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杨刚身边确有一位热情追求者，但她觉得他的情分太轻薄，只能是同志，不能成为情投意合的伴侣，予以婉拒。见杨刚沉思不语，许夫人再说：“你相识的男朋友中，有没有你喜欢的？只要你向我吐露真情，我给你做红娘。”杨刚敬答：“我只能先感谢夫人的好意了。夫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对爱情是深有体会的。爱是双向的，只有互相真诚的爱，才是人类最圣洁的精神生活，如果勉强凑合在一起，就会使夫妻关系变成庸俗的情欲伙伴。我现在宁愿孤独地生活，也不愿与不称心的男人勉强凑合。”

许夫人又说：“你还年轻，三十刚过头，对待个人爱情生活应乐观些，不能老是忧心忡忡。听说有一位德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先生，不是与你朝夕相处的亲密朋友吗？一个是有才华的女作家女诗人；一个是学识渊博的哲学家，我觉得你们是天生的一对！”杨刚苦笑了一下，她知道提的是乔冠华。她与乔冠华确实关系很近，彼此印象良好。而且他们都是地下党员，经常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共同的理想和情操，使他们成为亲密战友。但杨刚觉得这种关系很自然，也很温馨，但不愿再进一步。后来在重庆，杨刚成为乔冠华与龚澎的红娘。

留美与返国

1940年，她在岭南大学讲授文学。1941年《大公报》内迁桂林，她坚持前往，不愿为操持家务而牺牲事业。1944年至1948年，她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在美国从事新闻采访，兼事中共国际统战。其间，1945-1947年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进修，专修文艺。

 1948年11月，奉命归国，经香港到西柏坡。先任天津《进步日报》副总编，平津战役后参加接收天津，1949年初任天津《大公报》副总编、党委书记。同年5月南下，任上海《大公报》军代表。次年，杨刚调京，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同年10月调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甚得器重。1953年，出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长，1955年春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惟一女编委，分管国际报道。不久，因车祸得脑震荡，无法正常工作，赴广东从化与杭州疗养，效果不佳。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由四版扩至八版，杨刚辞去国际部重任，分管文艺部，负责筹划签发文艺部副刊大样，审阅比较重要的稿件。1954年出席一届人大；1956年出席中共八大。

杨刚身材苗条，虽不十分漂亮，但有知识女性的秀雅，一口流利英语，才智卓越。她的朋友多为名流：茅盾、夏衍、乔冠华、龚澎、胡绳、冯雪峰、田汉、杨之华(瞿秋白之妻)、徐迟、萧乾、邵荃麟、袁水拍等。此时，杨刚单身多年，女儿郑光迪在苏联读书，家里只有已牺牲的哥哥杨潮的遗孀沈强(也在报社工作)，姑嫂相依为伴，但因修养悬殊，共同话题不多。杨刚平时精神有些孤寂，晚饭后常常一人在小院中散步，或到米市大街与王府井大街走走，有时约同院邻居叶遥(《人民日报》编辑)散步。

杨刚不愿多谈自己的过去，也不愿谈自己的病。但她对袁水拍的评价十分到位：“水拍的政治讽刺诗写得很好，有才华，他是个老实人。古话说，愤怒出诗人，这话一点不假。他对国民党的反对统治非常痛恨，写起诗来讽刺国民党像个无畏的勇士，但他的弱点是性格软弱，不太善于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规劝过他。他的小儿子出生时，我给他小儿子起名叫刚健，他接受了。但水拍的性格仍然刚健不起来！”袁水拍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兼任《人民文学》、《诗刊》编委，参加有关武训历史的调查，与江青有接触，后任中宣部文艺处长。“文革”后期，“四人帮”拉拢袁水拍，将在贺兰山下放牛的袁水拍召回北京，“上了最后一班贼船，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错事。”(袁鹰《风云侧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82页)1976年2月，袁水拍任文化部副部长，“四人帮”倒台后停职审查，故人疏离，他自己也羞于见人，1982年郁郁而逝。杨刚确有先见之明。

自杀之谜

　  1957年10月7日，正当“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杨刚在家服安眠药自杀，京上震动。原因至今为谜，共有三说：一，病因说。费正清分析：“她发现她的大脑遭受的损坏如此严重，再也不能做有用的工作了。她自杀了。”二，丢本说。胡乔木说杨刚不久前丢失一个重要笔记本，一时想不开。三，政治说。不是病情也不是丢失笔记本，而是深刻复杂的政治原因。

　　自杀前两天，杨刚出席“丁陈反党集团”批判大会，目睹对丁玲“历史错误”的严厉批判，她当然会想到自己当年的脱党。自杀前一天，作为《人民日报》“反右领导小组”第三把手，她写了一篇批判萧乾的书面发言，很朴实，调子不高，没有无限上纲，只是规劝老友萧乾看问题不要太片面。副总编林淡秋交编辑叶遥校对小样，深夜11时多，快校完时，杨刚敲门而入，对叶遥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叶遥回答自己做不了主，乃是林淡秋交的任务。杨刚说回家后会给林淡秋打电话不要发。叶遥看她态度坚决，答应明天一定转告林淡秋，劝她早点回家休息。见她一人走，不甚放心，叶遥扶她下楼回家。“我陪她到家大门口，她双手抓住我的手不放，好像要说什么，但没有说。”

　　次日清晨，其嫂发现她死在床上。当时党员自杀，视为叛党。叶遥说：“我心里的问号是：难道她的死和‘反右派’斗争造成的极不正常、人人自危的严峻政治局面无关？当时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包括著名报人、作家、艺术家等等，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公之于众，其中有她多年共处的老同事和相知的朋友，难道对她没有触动？……她是个政治敏感性很强、有情有义的刚强女性，在当时情况下，她只有沉默。这是我自己对自己心里问号的回答。”（叶遥：〈名记者杨刚之死〉，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12期，第16～17页。）

萧乾划右令杨刚无法接受，因为是她竭力劝萧乾“回国服务”。其时，萧乾在香港，已接到剑桥大学聘书。现在“好心”得“恶报”，还要自己出手批判萧乾，这是正直的杨刚无法接受的逻辑。但组织正式定性，萧乾已经划右，她无力回天，只能选择“回避”。笔者认为：病情因素并不大，以杨刚自杀前的行为，可以排除。“丢本说”或为一因，但决非主因。“政治说”之所以不被接受，或曰长期被回避，当然是有需要回避的原因——岂非等于否定“伟大的反右运动”？

重获关注年，老友萧乾主编出版《杨刚文集》。1997年，杨刚逝世40周年，吴冷西撰文《纪念杨刚·学习杨刚》：

　　杨刚同志性格坚强，工作勤奋，有炽热的事业心和为人民贡献一切的信念。她深知这样使她很难充分履行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责任，但她仍然坚韧不拔地矢言：“我要尽力组织我的生活和感情，一分一厘也不要浪费在人民之外的东西上。”这是她在《自白》一文中所说的。无论在重庆、香港、北京，她都实践自己的誓言。据我所知，在朝鲜停战谈判三年间，她每天晚饭后即去总理值班室上班，通宵达旦，12小时连续作业，出色地完成周总理交付的工作任务，成为总理在处理外事上的非常得力的助手。……她对国际问题远见卓识，敏感非凡，写成文稿，分析透彻，逻辑分明，论证说理头头是道，鞭辟论敌入木三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加以她文字功底深厚，真可谓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近年，文化界重新“发掘”这位红色才女，使杨刚的一生为反思那段历史提供更多信息。

(作者:裴毅然，学者，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仙桃市委党史办公室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