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把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严重动摇了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根基，引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恐惧与仇恨。帝国主义采取直接出兵镇压和分化革命阵营的策略，加紧干涉中国革命。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为实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加速同帝国主义、豪绅买办阶级勾结。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逮捕、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并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抗。这样，中国出现了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一个是盘踞在北京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旧军阀政权，一个是以南京为中心的蒋介石新军阀政权，再一个是武汉革命政权。武汉政权仍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武汉政府面临来自新旧军阀两个方面的威胁，决定进行第二次北伐，首都武汉由叶挺所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李品仙率领的第八军一部卫戍。4月下旬至5月上旬，北伐军沿京汉路及其两侧北上，遭到奉军的顽强反扑，一度形成僵持不下的苦战状态。
蒋介石乘武汉军队主力出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军阀会攻武汉。5月4日，四川军阀杨森率川军4.5万人，以“奉命出兵，讨伐武汉”为名，由川鄂边境大举进攻鄂西，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的通电。夏斗寅部于15日在嘉鱼登陆，16日至咸宁汀泗桥一带，17日进逼距武昌仅40公里的纸坊。沿江东进的杨森由于有夏斗寅为其开路，末遇任何抵抗，于14日进占荆沙，17日至岳口，直逼沔阳县仙桃镇，威胁汉阳，形成对武汉的夹击之势。至5月下旬，杨森部先后进驻沔阳袁家口、郑仁口、老里仁口、胡场、三伏潭、彭场、峰口、新堤等地。与此同时，其他反动军官也相继响应,占领鄂西、鄂中部分县市。

面对夏、杨的进攻，汪精卫、谭延闿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中共推动下，发布命令，褫职拿办夏斗寅等叛军首领,并任命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将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和新由中央军校学生组编的中央独立师(恽代英为党代表)组成平叛部队，开赴纸坊，经一日激战，将叛军击溃，使武汉转危为安。
为确保武汉安全，武汉国民政府接着组织反击和讨伐杨森的军事行动。
5月10日，武汉政府免去杨森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职。19日，令叶挺师停止追击夏斗寅，防守鄂南，并以一部分兵力在嘉鱼和古赤壁一线布防，一部分兵力在嘉鱼、簰州至金口一线布防。叶挺以独立师的4门山炮和10余门迫击炮在江边构筑炮兵阵地，防止杨森顺江东下。这样，杨森军顺江东攻武汉的梦想破灭，只得以陆路为主攻路线，兵分三路向武汉进攻：第一路占领监利、洪湖，直接配合夏斗寅，威胁武汉的西南；第二路沿襄河南岸(主要是沔阳地域)进犯，由敌之主力范绍曾、王正钧、向成杰三师组成，在占领潜江之后，进攻仙桃镇；第三路沿襄河北岸，进占钟祥、天门，越过仙桃镇，直逼汉口。这三条线路都与沔阳有莫大的关联。
5月23日，武汉政府命李品仙的第八军第三师紧急行动，进抵仙桃镇，使襄河北岸越过仙桃镇的敌军受到威胁。25日，武汉政府明令讨伐杨森[1]；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檄调鲁涤平第二军的四、五、六三个师，除留守外，会同第六、第八、第十五军各一部以及中央独立师组成西征军，由程潜任总指挥，率部讨伐杨森。同日，西征各军由武汉和各驻地分三路开赴仙桃镇。几天内，西征军总指挥、第六军军长程潜和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党代表未配备)，第二军军长鲁涤平和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等相继率部抵达仙桃，中央独立师也渡过长江向沔阳进军。这样，西征军主力与杨森部主力在沔阳县境及襄河两岸相遇，展开激烈战斗。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沔阳及襄河两岸成为西征杨森的主战场。
西征军与杨森部相遇后展开拉锯战，并在沔阳展开决战。5月28日上午，第八军第三师及第二军第四、五、六师发起总攻，迅速击溃杨森部，进占黄新场、袁家口等地，并“沿潜江大道推进”。汉江北岸的敌人见势不妙，“亦渐纷纷退去，至三十日午前四时，北岸始肃清[2]”。
在取得初步胜利的情况下，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于6月2日发布《讨伐杨森宣传大纲》，揭露杨森纳降经过和叛变情形，列举杨森的三大罪状，号召“努力杀贼，直捣幽燕，巩固革命根据地，使反动派无间可乘”[3]。
自6月5日起，西征各军与汉江两岸敌人展开激战。6日，“杨森部分三路进攻，一自沔阳，一自潜江，一自天门趋孝感拟切断京汉路，适与我军相遇，遂将其击败，溃至潜江。中路为杨森主力军第九师等，计有三师之众，与我军激战于仙桃镇。八日将其击破。同时沿襄河两岸敌人，亦被我军击退”[4]。6月8日，杨森见其一部被围，亲率两师增援，猛烈反扑，武汉政府军受挫稍退。这时，武汉“市面又如前次夏斗寅起事时，颇有谣言”[5]。9日，革命军反攻。经革命军勇猛冲锋，终于将敌击败。杨部几被全歼，死伤被俘4000余人，大败而逃至潜江。至10日，革命军终于取得重大胜利。西征军总指挥、第六军军长程潜在电报中称这一战斗为“仙桃大捷”。
在襄河北岸，武汉政府军于7日取得重大胜利，并占领彭市，9日占领岳口。这几次战斗，杨部被歼7个团，七师师长范绍曾受伤，杨森直辖第九师几乎全军覆灭，杨部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其中，“仙桃大捷”战果最丰，与袁家口之战一起，成为西征杨森的决定性战役。
同时，西征军与杨森部在新堤、峰口发生了激烈战斗。一是新堤之战。1927年5月20日，杨森叛军第八师师长王文隽带领两个团抵新堤。第八军李云杰指挥全团官兵，利用有利地形与之展开激战，从午夜战至拂晓，王依靠兵多，发动七次冲锋。因力量悬殊，李云杰主动撤出新堤。6月4日，中央独立师第一团在副师长杨澍松、团长蓝腾蛟率领下，星夜从蒲圻赤壁渡过长江，对叛军第八师先头团实施进攻。叛军从睡梦中惊醒，连行军锅也丢下，四散溃逃。中央独立师在李云杰部配合下，抓住战机，乘叛军不备，在凌晨二点分两路夹攻叛军。驻新堤的叛军第九师三十五团不战而逃。团长张剑初逃到潜江被杨森处决[6]。二是峰口之战。6月7日，中央独立师第一团在第四军教导营的配合下，向驻防峰口的叛军王文隽部发起进攻，当日收复峰口，并追击逃跑的叛军，于8日在白庙的东荆河边毙敌500余人，俘300余人[7]。此外，西征军与杨森部在彭场等地也发生了战斗，均以胜利告终。
6月10日，中央独立师和第二军第十八团进驻沔阳县，处理善后事宜。

仙桃大捷后，革命军接着收复潜江，沿襄河北岸西进，于24日占领宜昌，杨森于6月24日率残部逃回四川。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企图袭取武汉、消灭武汉政府的阴谋被完全挫败。
西征军迅速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骨干作用。在武汉政府军中，许多共产党员勇敢顽强，奋勇战斗，使出现的危险局面得以扭转。其次是西征军的战斗力远胜杨森部。另一重要原因是各地工农群众特别是沔阳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沔阳县、区党部积极组织工农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大力支援西征军作战。
一是做好宣传和防范工作。组织演讲队数组，向民众广泛揭露杨森拥蒋反共的阴谋。严格检查邮件，严防敌军通过邮路传递情报。同时注意抓捕间谍。府场区党部召开市民大会时，发现一名叫彭继良的佩枪军人行迹可疑，当场将其抓捕。随后查实他在乡间进行过反动宣传和敲诈勒索活动，当日将其枪决。新堤工人纠察队将杨森部派来的两个化装为和尚的特务抓住，使新堤免遭袭击[8]。
二是侦查敌情，输送军粮，慰问士兵。沔阳县总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配合西征军作战。5月24日，仙桃镇总工会探知沙洋以下，岳口、彭市河、麻洋等处，有叛军两师之众，但既少枪械，又无纪律，当即飞报八军前往征剿。激战间，总工会维持秩序，侦察敌情，组织运输队，为部队输送军粮及战斗物资。至29日，终于将叛军完全击退[9]。王市口周家榨农民协会组织暗探队，到毛家垸、峰口等地侦探敌情，并组织运输队运输军需物资。战斗时，农民们不仅上前线慰问士兵，赠送食物，而且还在交战之际手持梭标、猎枪、锄头、冲担等，随军助威。还有的农会会员到战壕内让士兵休息，代其作战。十三乡农民协会的一名妇女送茶到前线，不幸被子弹击伤左颊，仍然冒死前进，将茶送到西征将士的手中。“在部队经过沔阳时，县党部通告各团体，组织临时军事处，准备住所茶水事项，安慰讨杨各军战士前往杀敌”[10]。

三是直接参战。在袁家口战斗和仙桃镇战斗中，杨森主力第九师和第七师的一部伤亡惨重，纷纷溃退。战斗发生地——袁家口村、仙桃镇附近为湖泊沼泽地带，湖泊众多，最大的如排湖，湖中遍生苡仁、菱角，是带刺的水中植物，叶浮水面，水下藤蔓很长。杨部川兵企图从湖沼地带涉水突围。但一进湖中，就被苡仁、菱角的藤蔓缠住，混身被刺扎破，行动困难。邓赤中、娄敏修带领农民自卫队1000余人，驾着小船协助作战，用梭标、大刀痛杀川兵。川兵仅在湖中被杀和淹死的就有2000余人。当地老百姓将杨军落入湖中被杀的这一情形，形象地称为“羊（杨）落虎(湖的近似音)口”[11]。

四是搜索溃军，派兵剿灭或改编。夏斗寅部溃败后，其部下刘纯武所属第四团，或百人一群，或数十人一伙，纷纷逃入沔阳。沔阳县党部迅速安排许承烈往峰口、王秀松往新堤、姜宗望往仙桃，分三路出发，率自卫团前往清剿。对愿意加入自卫团的予以收编，不愿加入但表示改邪归正的溃兵给款遣散。当杨森部队被西征军击溃窜逃时，各地农协会积极收缴枪支，驱散余匪。有溃兵50余人，携长枪18支到段家场向农民强行索捐。胡幼松带领沔西农民自卫军将其包围，收缴枪支后将溃兵驱逐出境。

五是提高人民自卫军的战斗力。委派县党部商业部长朱源智(即朱若愚)任人民自卫军政冶指导员，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将国民党员编成志愿兵一大队，隶属人民自卫团。规定县党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委员，每日要进行二小时的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杀敌。

平定夏斗寅、杨森叛乱的斗争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这只是暂时避免了武汉国民政府的颠覆，并没有消除它内部存在的深刻危机。武汉政府内部分裂加剧，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导致包括沔阳在内的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仙桃（沔阳）历史》第一卷（1919—1949），中共仙桃市委党史办公室著，200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