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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资料库 傅忠海改造“神兵” 
傅忠海改造“神兵”
来源: 发布时间:2016-12-21 10:56:00

 

1934年,仙桃籍红军干部傅忠海按照贺龙、关向应的命令,仅带一名司号员深入山区,将一支农民武装“神兵”改造为红军。这一故事,至今仍在重庆市石柱县和湖北省利川市等地流传。

参 加 秋 收 起 义

1914314日,傅忠海出生于张沟宋新场的一户贫雇农家庭。由于水灾频繁,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家里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他的祖父因病缠身,向地主借高利贷银元3块治病,经三年“驴打滚”利滚利,欠债涨至银元18块,但祖父的病却日益加重,不久撒手人寰。祖母为了埋葬祖父,咬牙卖掉了自己。傅忠海兄弟姊妹9人,被那饥寒交迫、人吃人的社会夺走7人的生命,只剩下兄长和他。他的哥哥带弟如子,靠打零工挣钱,支持他念完了私塾小学课程。

1927910日,中共鄂中特委和沔阳县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沔阳戴家场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湖北秋收起义第一枪。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当时才13岁的傅忠海跟着大家参加秋收起义,并担任宋新场乡儿童团团长。他的父母及兄长在这次暴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父亲在洪湖打游击时被伤病夺去了生命,母亲因叛徒告密而被反动派剖腹沉入水中,其大哥在红三军第七师骑兵连任连长,在强渡汉水时英勇牺牲。

 

担 任 红 军 营 长

19302月,傅忠海还不满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党组织任命为沔阳县张沟区委巡视员,峰口区、宝塔区委书记,沔阳县赤卫军第五大队第四中队政委、中队党代表。

1932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红军发起了第四次“围剿”,洪湖保卫苏区的战斗异常激烈频繁。在红军干部减员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刚满18岁的傅忠海就被火速提拔为红三军第七师19团一营营长,在营长任上仅打了一仗,又被调到师部参谋处任第一作战参谋。

1933年春,傅忠海线被派到红721团任书记长。到任不久,我军向黔江方向前进,在石门坎与敌军一个营遭遇,红军第21团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弃工事而逃,红军胜利夺得石门坎,并于当晚攻下了黔江城。这年秋天,蒋介石令湘鄂边剿匪总指挥徐源泉集结重兵进攻鹤峰,红三军不得不向川黔边转移。21团不到一年的时间,打了无数次仗,是傅忠海一生打仗最多的一年。

 

  改 造 神 兵

1934年初,红三军以红721团为主力,胜利攻占利川,与毗邻的四川石柱县连成了一片,并在利川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的决议”,组建了以冯义发、刘汉卿、花顺涛、傅忠海、王怀廷、李绪先等为成员的中央鄂川边工作委员会。中央分局还派员加强了石柱、黔江、咸丰、利川等县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以实现党在鄂川边革命斗争的任务。

19341月的一天,红三军军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派人到21团找到傅忠海,要他到鄂川边去工作。贺龙告诉傅忠海,在四川石柱和湖北利川交界处,活动着一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神兵”队伍,他们有进步倾向,要设法争取他们,把这支队伍改造成为红军。那里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悬岩峭壁,沟壑纵横,是“神兵”出没的好地方。红军打算在条件成熟后,在那里建立一个小根据地。当傅忠海接受任务后,贺老总说:“娃子,给你带上一个司号员。你就是孙猴子,一个人说了算,放开手脚干吧!”

第二天,傅忠海带着司号员小杨,到军部领了三把军号、两匹阴士林布和一些现洋,背着布匹,打扮成商人,来到向导李景凯家。李景凯是利川县双庙子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把傅忠海带到石柱金铃坝一户熟识的佃农家落了脚。傅忠海先到山上几户佃农家串门,与他们摆龙门阵,了解情况,讲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打土豪、分浮财的故事;教唱洪湖人民爱唱的“太阳出来满地红,扛起梭标跟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共产党里有毛泽东”这首歌,趁势给他们讲“红军和穷苦百姓是一家”的道理,发动群众起来革命。金铃坝一带虽说是山区,但很快传开了“贺龙的副官来了!”的消息。

到了第三天夜暮降临,到傅忠海住处来的人很多,一进门都往他跟前挤,大概是想看看傅忠海这个“贺龙的副官”怎么样。这时,有一人凑近对傅忠海说:“神兵主礼朱清武听说这里来了个红军伤员,他告诉我们要好好保护你,如果在我们的地盘上出了问题,将来贺军长来了,我们不好交待。”我说:“请你给他带个话,我很感谢他的好意。如果方便,请他也来听听。我在这里不会太长,伤好后就要归队。”那人表示一定把话带到。

第四天晚上,朱清武找到傅忠海的住处。于是傅忠海由事入理,从官逼民反的水泊梁山讲到共产党的主张,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讲到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全国革命形势讲到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的战事。次日晚上朱清武领着余忠伦3人,把傅忠海接到了一家有四间房、条件较好的房东家。这一晚朱没有走,和傅忠海一起谈“神兵”,讲打土豪、闹革命的事。他问:“你们红军里有没有‘神兵’?”傅忠海说:“红军里没有神兵,但有许多神兵加入到红军中来。我们红军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土豪、推翻旧世界的目的,我们团结在一起,亲如兄弟。”朱对傅忠海说:“你别走了,就在我这里干吧,我们保证不做坏事。”就这样傅忠海胜利地打进了“神兵”队伍,开始了艰苦的改造工作。

在与朱清武相处的日子里,才知朱清武出生在石柱金铃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为人忠厚正直。1930年夏,当地农民张胜科与朱清武在白岩洞借神传谕组建“神兵”,提出“抗捐灭税”等口号,张胜科自任主礼,朱任副主礼,吴正友负责后勤、联络工作。次年“神兵”已发展到200多人,在攻打湖北忠路镇时,张胜科负伤而死,朱清武指挥“神兵”打下忠路,在川鄂边出了名,便当上了“神兵”主礼。经过20多天的工作,傅忠海对神兵比较熟悉了,朱清武也初步懂得了共产党的一些革命道理。认识到真正的神是共产党,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他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同意将“神兵”队伍改编为红军游击队。于是,傅忠海介绍朱清武和另外几名骨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朱清武、向天阳等人的大力配合下,19343月,“神兵”正式改编为“川鄂边红军游击队”,朱清武任队长,傅忠海任政委。游击队下设两个中队,在川鄂边一带开展游击战和扩军活动。这时,傅忠海把小杨接过来,还带来两名新司号员。游击队发展起来后,干部问题突显出来了,有人建议到附近找康复的红军伤病员。傅忠海认为可行,就用红布做了一面大旗,扛着红旗打土豪,向群众宣传“我们是红军,红军回来了”,很快集合了近30名红军连排干部,这一下使游击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焕然一新。川鄂边红军游击队迅速壮大,很快发展到了500多人,大部分为石柱人。19345月,川鄂边游击队与湖北利川的游击队和张大善为首的农民武装会合,人数达到1700多人。根据贺龙的命令,在湖北利川文斗乡三湾箐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鄂川边游击总队,下设7个大队。朱清武任总队长,傅忠海任政委。随后,游击总队离开利川,又进入石柱境内,以大队为单位,在金铃坝、香水坝、新场、水田坝、栗子坝、太平槽一带方圆100多公里的范围,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战 斗 失 利 受 伤

游击总队成立后,打了一系列胜仗,一时声威大振,同时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和“围剿”;在游击队内部也滋生了骄傲情绪,主张攻打忠州县城。

19346月,部队攻打忠州城失利,退回石柱境内时,在竹子营遭袭。为了摆脱敌人的合围,傅忠海将余部转移到湖北利川双庙子。在转移时傅忠海头部中弹,不省人事。战士们抬着傅忠海,直到620日,才在利川县老屋基农乡台与红三军独立团会师。鄂川边工委决定,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改编为独立团第七大队,朱清武任大队长,傅忠海任政委。由于傅忠海头部伤口化脓,工委派人把傅忠海抬到大村去养伤。然而就在傅忠海离开部队后的第二天,独立团团长刘汉卿以游击队队伍不纯为由,在大沙溪“肃反”,把朱清武等70多人抓了起来,并将朱清武等5人当场杀了。工委书记花顺涛、副书记冯义发到大村看傅忠海,讲了“肃反”杀朱清武的情况,傅忠海听后如五雷轰顶,伤口复发,头痛难忍,几乎昏了过去。傅忠海大骂刘汉卿,要找他算帐。花顺涛劝傅忠海说:“我们远离主力部队,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内部不能再出乱子了。你还是好好养伤,等身体康复之后,我们内部的问题再慢慢解决吧。”

傅忠海伤愈后回到部队,在工委召开的会议上,对刘汉卿“左倾”那一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傅忠海说改造“神兵”是贺龙、关向应首长交给傅忠海的任务,你随便就把朱清武等人杀了,你将来怎么向贺、关首长交待?怎么向当地人民群众交待?在这次会上,工委作出了为朱清武等人平反的决定。当刘汉卿认识了错误后,傅忠海遵守了与刘汉卿的约定,对他在鄂川边那段时间犯的“左”倾错误,傅忠海没向任何人谈,直到刘汉卿战死叙浦。60多年后,石柱、利川、咸丰党史办找傅忠海了解朱清武等人被杀的事实,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秘密才被启开,不过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被杀者和杀人者都成为了革命烈士,他们同是“左”倾路线的受害者。

  怀   

傅忠海对石柱老区一往情深,他说:我只身进入石柱改造神兵,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当我身负重伤时,是石柱籍战士抬着我转战南北,是石柱乡亲给我精心治疗,石柱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我们离开石柱后,由于环境变化,再也没有回去。随着岁月的流逝,有许多事已经淡忘了,但在川鄂边的这段经历是我永生难忘的,每当我躺在病榻上或坐在轮椅上,无尽的幽思总是把我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总是忆起那些长眠在九泉下的战友。时间可以流逝,历史永驻人间。

(中共仙桃市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附:傅忠海简历
傅忠海,张沟宋新场人。生于19143月,1930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参加革命工作,1930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傅忠海13岁就参加了洪湖地区秋收暴动,担任儿童团长;19302月,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任峰口区、宝塔区党委书记;同年9月参加红军,任沔阳县赤卫军第五大队第四中队政委、中队党代表;1932年秋,先后任红七师十九团营长、师部第一作战参谋、廿一团书记长;19344月,任鄂川边区工作委员会工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鄂川边游击总队政委、党总支书记;游击总队整编为独立团后,任七大队政委;193511月,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任红二军团红五师十三团中心指导员、十五团党总支书记、政治处主任、红九十六军二八六团政委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先后任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一营和二营教导员、警备一团政治处主任、警备区政治部组织科长、警备三团政委兼警备区农场场长、政委;三团与四团合编为警备一旅二团后,任二团政委。1944年秋,在河南军区、中原军区,先后任三支队政治部主任、豫中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
  19459月,任中原军区独立三旅政委、豫南军区副政委;19465月,送中原局干部到晋冀鲁豫中央局,任党总支书记;同年秋,护送干部到东北,留在旅大工作,任旅大公安总局副局长(对内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811月,东北解放后,先后任旅大地委、旅大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旅大市委组织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旅大市委副书记、旅大市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至1964年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1950年至1952年、1954年至1964年兼任中共旅大市委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19513月起兼任旅大市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50年至1960年兼任中共旅大市委党校校长;1960年至1964年兼任旅大军分区第二政委。
  1966年底,任辽宁省委基建政治部第一副部长;“文革”中到盘锦干校劳动一年;1970年到金县下乡3年;19735月至19775月任辽宁省轻工业局常委副书记、副局长;19775月任辽宁省国防工办党组书记、主任,协助中央军工系统各部抓军工系统政治思想工作和生产。
19801月当选为辽宁省人大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兼任省委委员、省国防工办党组书记、主任。19867月离职休养。2000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按省长级待遇。
2010123日因病在大连逝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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